作者：安顿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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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里察·基尔主演的《激情交叉点》。总是不能忘记那个结尾：丈夫因为车祸匆忙谢世，妻子握着他写给情人的绝交信，在他生命的终点她终于获得了完整的他；情人听到的最后声音是他在录音电话里说他权衡再三依然不能放弃她，她以为她从此就会拥有这个男人。两个为了不同的原因而欣慰的女人在医院门口相遇，悲伤的妻子撕碎了信，伤心的情人没有讲明自己其实已经得到了承诺。她们相视而后各自离去，带着只属于自己的满足和遗憾。
这样一个故事的结尾几乎使我相信了生命中可能出现的一种状态——有时候人是在自己或者他人的谎言之中获得自己定义的所谓幸福的，而在别人看来那未必可以称之为幸福，正如自己认定的痛苦很有可能是别人眼中奢侈的无病呻吟。我相信事物本身只具有一种色彩，同时我也相信同一种色彩反应在不同的眼睛之中就会千差万别，我认为这种差别是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的最主要的特征。
走进我的录音带并最终走进这本书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明显的、区别于其他人群的特征的群体，他们用最富有个人特征的语言和叙述方式来讲述他们完全个人化的隐秘故事。他们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一个完全相同的意思，那就是在没有遇到我之前，所有这一切沉寂在他们心灵中的一个幽暗的角落，那里很像一个不为人知的暗室，在孤寂的夜晚或者一个风雨如晦的日子，他们自己——仅仅是自己——缓缓地走入其中，在那里抚摸一段经历、一种创痛，回复一段甘苦自知的燃情岁月，那是他们痛苦的根源也是他们曾经幸福的纪念，他们希望自己忘怀的同时又希望自己牢记，他们希望有人知道自己曾经真诚又害怕别人嘲笑今天的失去……所有的情绪都是不确定的，所有的愿望都是含蓄的，他们希望有一个人的一双手和一对耳朵以及一颗富于同情的心，能够倾听他们，倾听之后能够告诉他们：我替你收藏了记忆，请你从我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我很荣幸充当了一个这样的角色。
我的受访者年龄不一、职业各异，他们通常是通过一个BP机或者电话的号码找到我，他们问的是同一个问题——怎样成为一个受访者？
最初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我的采访中从来没有遇到过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好夫妻”。我在《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的第十版“人在旅途”主持的“口述实录”专栏从来没有记录下一对和睦的、至今还有希望白头偕老的夫妻，从来没有记录下一对能够彼此忠贞不渝的恋人。所有的故事都是悲伤的、破碎的，所有的情节都比那些生生死死的戏剧更充满着生生死死、更令人扼腕唏嘘。后来我的一个受访者用他自己的经验道出了原委：“来找你是因为你肯坐下来听我说说我自己，而我周围的人是不愿意这么做的，或者即使他愿意听我也不想说，距离太近的人反而不能互相太了解，你的好处是和我没有利益关系，我知道你不会也没有必要用这些来害我。我就是因为不如意才找你说。”他的话让我想起老托尔斯泰说过的那句被人引用滥了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曾经不止一次在电话中听见初次通话的人抑制不住哭泣，在我还是一个真正的局外人、一个完全的不知情者的时候，他们因为看我的专栏之后对我这个人的直觉而把最真实的情绪流露在我的对他们来说尚属陌生的耳边。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都会缩紧了，陷入一种莫名的疼痛之中。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必须告诉我自己，我首先是一名记者、一名社会工作者，其次才是一个被无数人命名为“脆弱”的女人。但是，几乎每一次，也许是出于性别、也许是出于善良，同情心总是走在理智的前面，总是在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判断之前就已经开始表示谅解。我一直认为，我同情和谅解的不是一个陌生的、正在伤心的男人或者女人，而是在这个繁华热闹、人声鼎沸的社会里的一颗孤独的、渴望交流的、敏感的心灵。
在每一次采访之前，我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的受访者：“你一定要呈现给我一个完整的事实，那应该是没有经过你自己的剪接的事实。你可以用你认为最合适、最方便的语言来叙述，你可以不回避人名、地名和可能出现的工作单位以及一些只有当事人才能认出的特殊细节，当录音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哪些是可以整理成文的、哪些是需要隐去的，你可以为你自己选一个你喜欢的名字用在我的文章里。你来找我说明你是信任我的，我可以做到的是保护你和你提到的每一个人，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会听到这卷录音带。”说这些话的目的很明确，如果受访者认为我们的谈话和谈话之后的文章发表会给他的生活带来麻烦，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不进入。我非常庆幸，我是一个幸运的记者，我的受访者从没有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候拒绝我，相反，他们告诉我，在来找我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这样的谈话对我自己的过去和未来都是一个交待”。（引自一位受访者）
我真的是一名幸运的记者，因为我有可能在那麽多原本根本没有机会相识的人的叙述里经历种种别样的人生；有可能和那么多原本即使相遇也仅仅是陌路的人一起静静地坐下来、听他（她）的那些从未尝试对人讲出的心里话、跟随他（她）走进那个埋藏在心里的最隐蔽的地方；有可能与那么多被一些暂时或者侥幸没有遭遇不幸的人视为“不正常”的寂寞、畸零也不乏善良的人交流一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又往往被看作不可言说的隐私话题。
我一直认为，隐私是一个十分中性的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隐私仅仅是用于定义那些存在于内心深处、不愿意与人分享的人生经历或者感受，这里并不带有任何有关是非善恶的所谓价值判断。在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具有的爱憎分明之外，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宽厚待人、慈悲为怀的人，也愿意相信和认为，一个人在感情上所做出的任何一种抉择都有他必须如此的理由，这是我面对每一位受访者时的最基本的原则，同时也是我和受访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前提。
隐私越多的人心理上的负担也就越重，只有当隐私不再成为隐私并且在一个理解和谅解的大前提之下的放松才有可能带来某种意义上的解脱。我的受访者无一例外地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接受我的采访的。我们常常是在一个没有任何干扰的、两个人的环境里对话，方式非常简单：他（她）说，我听。通常他们会很快进入自己的状态，重新在已经以回忆的形式经历过无数次的故事中找到最初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重复并且加深曾经有过的感悟和思考，在我的默默无语之中把所有这一切呈现给我。通常，在叙述接近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期待我的加入，希望我能够有可能讲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从一双双孤寂而又热烈的眼睛里，我可以读到相同的愿望——希望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能够被一个已经为社会人群所认同的人的认同。我的职业使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众意识的人，我的不带一丝价值判断而又饱含了同情和真诚的倾听原则使他们认为我不会对他们构成伤害。曾经有受访者说我是在担当一个牧师的角色，被一个上帝已经接纳的人所接纳，难道不能理解为自己已经被上帝接纳了吗？听着这样的话，感动是由衷的，但同时我也非常清楚，我，这个坐在你面前静静听你讲述的女人，仅仅是一名很普通的记者，而我所能做的仅仅是用真实的记录和坦诚的关怀给你一点点安慰。
我的职业使我对语言表达十分相信和热爱，我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什麽是不可以通过语言沟通来达成一致、至少是求同存异的。因此我选择了最古老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对话——来进行采访。最初非常艰难。我发现要让那些受到伤害的人讲讲自己非常困难，创痛使他们学会了更加严实地包裹自己，往往基于信任而最终导致的被欺侮、被遗弃和被嘲弄使他们走向一个怀疑一切的极端，而我的试探性的提问给他们的感觉首先不是关心而是猎奇。最初的一个月我几乎很难从不相识的人中找到受访者，而认识的人当中的这一部分又总是躲躲闪闪。我甚至想到，也许我做的这项工作真的是不合时宜的，没有人会愿意把自己心头的伤痕裸露给一个陌生女人，因此我所期待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注定永远只能是表面的，生命中的疼痛和重负注定永远只能是一个人来承担。然而一个月之后，情况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开始不断地有电话找我，开始有一些素昧平生的男男女女要求面对我一吐为快。他们给了我信心和希望，他们使我意识到我所做的这项微不足道的工作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告诉我，在这个喧闹的社会里，还有那么多无助的、善良的人，当他们没有能力改变过去的时候，他们还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倾谈来暂时缓解心中的郁闷，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令自己有勇气面对未来。
当我的受访者擦干眼泪、转身离去的时候，也许已经不能完全记得自己讲过的话，但是当他们看到我的访谈录和接到来自一些读者的信件的时候，他们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表达能力是如此之好，原来在同一片广阔的天空下还有那么多可以引为朋友的人。“口述实录”带给他们的除了一种心灵的放松之外，还有对自己的、从未有过的信心。
当我在电脑前面一字一句地整理录音带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复杂。键盘的每一声敲击都仿佛是一个人的语声在回响，回响在一个对于群体非常之小、对于个体又无比巨大的空间之中。我几乎不忍删减，因为只有尽可能完整、真实地再现我们对话的场景和讲述者的精神面貌，才能准确、连贯地表达那些几乎永远没有机会表达的一切。声音在转变成为文字的时候犹如一位待嫁的新娘。我把他们由于深陷于过去之中而不能避免的语焉不详一一除去，替他们把极其跳跃的一次次对情节的补充填补在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地方，我为我和受访者之间每次关于访谈录的电话内容做详细的记录，我觉得我们是在用这样的方式进行一次愉快的合作。
在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有很多次、有很多人问我：这是不是一本社会学著作？是否是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完成一项取证的工作？我不这样认为。也许我的受访者所提供的自身经历和心理历程中所表现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某种理论，但是如果用这些去作为某种论点的事实支撑是绝对不恰当的。我做这些凭的是我作为一名记者的职业感觉和对于社会和组成社会的个体的朴素的责任感。我从来没有希望也没有要求自己去成就或者补充某一种理论，我更愿意做的，是在我们社会的大变革、大转折时期忠实地记录一个独特人群的独特历史。
通过“口述实录”的采访，我得到的友情比在28年的生命里程中所获得的还要多出很多很多，他们是我的受访者、我的读者和我的同行以及那些用别人的生命砺炼来打理自己的过去并且重新上路的人们。他们使我时时都在感觉着，当一个人和他所做的一件事被更多的人需要时的、无以言表的快乐。
感谢我的每一位受访者的信任和真诚，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书；感谢我所供职的《北京青年报》和所有关注我的工作和这本书的朋友及家人；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所给予的无私鼓励和支持。
此时此刻，我和我的受访者面对着更多的人，就在这里。
1998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