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个人需要多少时间？了解一个人群需要多少时间？一个人会不会因为渐渐了解了另一个人而被牵扯一份感情和精力，忍不住为他（她）担忧？我会不会因为了解了一个比我年轻、生活在更加开放的时代的人群中一部分人的生存和情感状态而变得忧虑或者有些愤世嫉俗？这是我在采访和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经常会不自觉地提给自己的问题。
    大约在4年以前，也就是《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之一》出版的时候，我开始正式把“新生代”作为一个定向的受访者群体。那时候，我自己对“新生代”这个说法还存有一定的质疑。按照通常的年龄划分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未、80年代初出生的独生子女被称为“中国新生代”，而在日本、我国的台湾和香港，更多时候是将这个人群定义为“新新人类”。就我国而言，出生于这一时期的青年人，当以数亿计。我们很难对这一广大群体的生存和情感状态做出一言以蔽之的简单概括。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代，生长在不同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中的同一代人，往往会形成迥然相异的人生态度。
    第一次得知“新新人类”这个词，是从一个在1998年7月初接受我采访的19岁女孩子口中听到的。她的经历给了我很大震动。她来自北京的一个单亲家庭，跟着母亲生活。45岁的母亲在离婚后没有选择再婚，而是跟一名同样是离异的男人保持了长达6年的同居关系。她叫那个男人“爸爸”。她来找我的原因是为了能“借”300块钱——她怀孕了，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在此前两个月之内与她发生性关系的6个伙伴中的哪一个，因此不能要求其中的任何一个男人来对此负责。她刚刚参加过高考，据她自己说，“成绩非常好”。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她把从16岁开始的感情和性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她的第一次人工流产发生在17岁，男朋友带她到私人诊所进行“药物流产”。我问她：“你那么小，医生不会认为你是坏女孩子吗？”她非常坦然也非常吃惊地说：“安顿，你有没有搞错？你没做过人工流产吗？医生是收钱的呀，他们才不管你多大、是什么人。你难道连这个都不明白吗？现在的新新人类，谁在乎这个？！”她说之所以想到找我借钱，是因为“陌生人比熟人可靠”，她认为我“可以理解她，不会因为大惊小怪而教训”她，她也想“通过这个方法”与我“交个朋友”。
    我没有借钱给她，而是帮她联系了一家我熟悉的医院，陪着她做完了堕胎手术。她遭到了医生的歧视，而我因为说她“是我妹妹”也同样遭到了白眼。她的表现是满不在乎，而我却始终如芒刺在背。
    那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我清楚地记得当她就“人工流产”问题提出质疑时，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后背发凉。
    这个女孩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很多次，我本能地把她和我自己对比。当我还在她这个年龄的时候，甚至对性一无所知，而我们的家长还会因为孩子提出有关性的问题而大惊失色或者忧心忡忡。每当我想到自己的少女时代，都会有一种悲哀涌上心头。我和比我更加年长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就是这么怀着对自身和生命本体的无知寂寞地长大的。我们的青春道路因为观念的保守和资讯的缺乏而被切除了本应十分美丽多彩的一段。我们的人生因此残缺了。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曾经一度为了这个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对个性的宽容而高声喝彩，也曾经历过对所谓传统、所谓禁忌的激烈反叛。但是，我不能不说，伴随着4年来采访对象的增加和每一次采访的深入，面对一些正在成长的孩子们的绝无禁忌、我行我素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面对泥沙俱下的资讯爆炸，面对成人世界的多元生活和一部分成年人为了挽回青春损失而开始的人生游戏，以及这些游戏在不知不觉中对青少年的巨大心理影响，我还是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忧虑。10年的时间，许多东西都改变了，甚至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不仅是性的禁忌、贞操的禁忌，即使是我们一直所依赖的来自社会多数人群的道德标准，也被一次又一次置于尴尬的两难境地。这难道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吗？
    我不能说这本书中9位受访者的人生态度、道德追求毫无本质的区别；也不能说某位在恋爱和家庭问题上大胆反叛传统的人，同时必然也是惟利是图的金钱至上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在他们身上所反映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对自身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人群的一些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他们几乎都表现出了对传统的蔑视，对社会道德禁忌的无情反叛，其中一部分人极大地放纵自身情感和物质需求，这无疑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至少是正视的。
    在长达4年的采访过程中，我从这些属于“新新人类”的受访者身上，发现了很多具有两面性的精神特质：他们接受新生事物很快，但却缺少来自成年人的生活指导和心理指导；他们接触世界的方式多样化，信息渠道广阔，但却没有明显的是非界限；他们注重自我感受和生活体认，有勇气也有条件尝试各种生活方式，但却容易冲动，缺少责任心；他们充满自信，渴望颠覆传统，却又在经历创痛和伤害之后逐渐倾向回归传统，缺少确认反叛的心理基础；他们因为不坚定而可塑性很强，同时又拒绝被任何社会势力所塑造；他们反叛成人世界既定的一切规则，同时又在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取这些规则为己用，以此为他们的自私和功利找理由；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相信爱情，却又在以自己的情感和身体为载体进行着一次次爱情实验……本书之所以取名为《绝无禁忌》，除了要反映这些受访者的精神特质外，还有一层意思：他们中的一些人，要为“绝无禁忌”的人生选择付出较高的机会成本。
    4年当中我采访的这群人总是令我联想到美国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他们经历了观念上的巨变，在20世纪相当多的人在体验和鼓吹了性解放之后，却终于在艾滋病的巨大阴影下宣誓忠于婚姻。他们付出了健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才完成了对传统的回归，才终于确认了已经存在的道德体系中那一部分合理的禁忌。他们的成长历史几乎成为了美国人精神发展史中充满了最惨烈、最血腥的教训的一页。然而，我接触的却是一群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的男女。难道在正经历巨变的现实中国，我们“新生代”中的某些成员必须也经过这个残酷的过程之后才能明白这些代价原本是可以不必付出的吗？难道他们必须在自己的青春记忆中建造一座坟墓，埋葬那些没有依靠、没有目标、没有原则、没有生活诚意的和不现实的混乱日子吗？难道必须要到那个时候，他们才能真正成长起来，成为成熟的人和成熟的父亲、母亲？我们的社会，我们这些成年人，难道真的在面对这部分盲目的年轻人时，只能惋惜、哀叹和束手无策吗？如果美国人已经替全世界写完了这样的一页，我们为什么还要眼看着一代人来重新书写它？！
    这是我在写作这本书时遇到的最多的困惑。
    在和这些与我相差了几乎整整两代的青年交谈的过程中，我自己的观念也在不断地被质疑和冲击。很多时候，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了答案，而实际上，如果真的存在一个答案的话，我想我距离它还非常遥远。我只是一名记者，我能做到的事情也只是忠实地记录这个人群中我有可能接触到的每一个人的生存和情感状态，只能提出我能够提出的所有问题，呈现我能够看到的所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这也是我在4年之后完成这本书的动机。
    2002年6月17 日